一次嫖娼事件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
蔡元培与陈独秀
这一夜，蔡元培召集了一次家庭会议，最终决定“放逐”因嫖娼案引发风波的北大教授陈独秀。胡适认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‘左倾’，《新青年》的分化，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，皆起于此夜之会。”对于中国历史，这一夜，真有如此之神奇？
嫖娼事发，被北大扫地出门
1916年11月26日，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等人离沪北上，28日到京，入住前门外的中西旅馆。
当时，陈独秀把《新青年》在上海办得很红火，并与汪孟邹等酝酿办一个“大书店”，此番便是为此事招股而来。而恰在此时，北洋政府正酝酿着让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学。
1916年12月26日，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任命正式下达，当天上午，蔡元培即亲赴陈独秀所住的旅馆，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。
据说，陈独秀一开始是推辞的，但蔡元培连续几天登门，并答应可将《新青年》移至北京，陈独秀才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请。
在接受蔡元培聘请的同时，陈独秀向蔡元培热情推荐了胡适，蔡元培也欣然应允。蔡元培是应教育部之召从法国回国就任北大校长的，陈独秀是应蔡元培之邀从上海来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的，胡适是应陈独秀之请从美国回来就任北大教授的。蔡、陈、胡三人从天南地北聚集北大，才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如火如荼。
而这三人中，某种意义上最关键的是陈独秀。蔡、胡都是谦谦君子，言行较为温和中正，陈独秀则刚毅勇猛、锐气逼人。由于上有蔡元培、中有陈独秀、下有胡适、周作人等一批教授和傅斯年、罗家伦等一批学生，北大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。
蔡元培（左二）、陈独秀（左三）、梁漱溟（左四）等与北大学生们合影
陈独秀和胡适们的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后，守旧势力的反攻也趋于激烈。
因为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，他所受的攻击也最残酷。守旧派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，便在陈的狎妓、“打场”（即与人同争一妓而生纠纷）一事上大做文章。北京的“御用报纸”大肆报道了陈独秀“某日因争风挖伤某妓之下体”的新闻，想激起舆论对陈独秀的讨伐。
人们几乎都知道陈独秀是《新青年》的领军人物，却很少知道他经常出入于当时的“红灯区”八大胡同。
而蔡元培恰恰是一个注重道德教育的学者，陈独秀曾加入他发起组织的“进德会”，成为甲种会员并以152票当选为评议员。按照规则，甲种会员必须遵守“不嫖、不赌、不取妾”的要求。现在居然传出陈独秀的丑闻，自然要对他有所惩治。
于是，在1919年3月26日夜，蔡元培、汤尔和、马叙伦、沈尹默等在汤尔和家中开会，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。
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2时，可见意见一开始并不一致，蔡元培起初是仍主张保护陈独秀，不想向以陈独秀私德为要挟的守旧派屈服，但汤尔和却极力主张清除陈独秀，马、沈二人则附和汤。
4月8日，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，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，以“教务长代替学长”，废除了北大学长制。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，这次体制变更本来早有计划，定于改年暑假过后实行，此刻突然提前，很显然，蔡元培用心良苦，是为了给陈独秀一个体面离开北大的台阶。
按警方规定，陈独秀只能在北京活动，不得离京。但据《胡适口述自传》中说，1919年底到翌年初，陈独秀未经警方许可即到武汉做学术讲演，回京后警察找上门来。陈独秀为免再被捕去，先是躲到胡适家，后又躲到李大钊家，再后来，李偕陈逃出北京，在河北乐亭县李的老家躲了几天后，两人乘车南下到上海。
在口述自传中，胡适以遗憾的口气说：“自此以后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人分道扬镳了。他在上海失业，我们乃请他专任《新青年》杂志的编辑。这个‘编辑’的职务，便是他惟一的职业了。”
这次的被捕、逃亡和失业，对陈独秀思想和情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为他不久后的急剧左倾准备了条件。
按胡适的说法，在逃回上海之前，陈独秀其实并无明显的左倾倾向：“事实上，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。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，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。”而逃回上海后“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——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。”
1920年4月，共产国际派代表魏金斯基（伍廷康）等来到北京，与李大钊接上了头，经李介绍，魏金斯基等人到上海找到了陈独秀，并向陈独秀建议组建共产党。陈欣然接受了此项建议，立即着手进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。
陈独秀（前排左一）、刘仁静（后排左一）、瞿秋白（后排左二）等参加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
“公德”与“私德”的百年之辩
胡适终身都相信，倘若陈独秀一直留在北大、生活在那批信奉自由主义的“老朋友”中间，是不会思想严重左倾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。陈独秀如不离开北大，后面的事情便都不会发生。倘仍是北大文科学长，陈独秀应当不会去独自散发传单；即使去散发传单，以北大文科学长的身份，恐怕也不会轻易被捕；即使被捕了，出狱后仍可回到北大。
因此，离开北大是陈独秀个人人生道路的大转折，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大转折。而这一切，都起因于1919年3月26日夜在汤尔和家中召开的会议。出于自己的政治信念，胡适便对这夜的会议永不原谅。
16年后，胡适与汤尔和就此事在信中展开争论。谈到“3·26会议”时，胡适愤愤地说：“独秀因此离开北大，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‘左倾’，《新青年》的分化，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，皆起于此夜之会。”
同时，胡适主张把“公德”和“私德”分开，他在信中说：“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，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，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‘公人’，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，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。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。”
但在汤尔和看来，无论留在北大与否，陈独秀本人的个性，都决定了其思想必然走向左倾，甚至担忧胡适等人非但不可能影响陈独秀，而且反有受陈独秀影响的可能。
在胡适看来，那一天晚上的会议“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，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”——这未免有些夸大其词。但如何评估“教授嫖娼案”，却成了一道悬置了近百年的难题。
